我在泰国清迈三巴东县班美村。太阳刚落山，夜幕降临。黑暗渗透着稻田、竹林、香蕉树和油菜花，当我的朋友们点燃灯笼时，我感到一阵微风。妈妈，在北京寒冷的冬天，我在想你，也在想我们的家。夏柳，广东的一个村庄，在那里，就像这里一样，厨房的炉火冒出的烟弥漫在空气中。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会在田里工作一整天，然后赶回家做晚饭。那时我们都很穷，几乎买不起大米。饭菜大多是红薯炖成粥，再加一点米饭。最近，我开始怀念那碗粥，它是那么甜，那么解渴。我怀念那里的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记忆变得越来越忧郁。但这就是我决定带你来北京的原因。

你年纪越来越大，被困在一个你一生中从未离开过的地方，照看一所空房子，独自应付日益令人担忧的乡村生活的复杂情况。。。我忍不住为你担心。尽管我对它的发展感到绝望，但我爱我的家乡。但我真正怀念的是我们的记忆——当我看到你、听到你说话时，这些记忆就被带到了生活中，它们是我们生活中一段永远不会回来的时光的记忆。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能够照顾你，但我的一部分是想把你带到北京，这样我们就可以被你所承载的记忆所包围。夏柳和以前一样穷，也不受欢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定期拜访了。毕竟我们家族的坟墓都在那里，所以我们的灵魂最终会回到夏柳那里。我很高兴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返回，地图上的一个点，我们的精神家园。不管怎样，我永远不会放弃它。

我还记得几个月前，我试图说服你来北京。我们打了两个多小时的电话，你还是不高兴，一直说我们太麻烦了。当我最后放下电话时，我抑制不住眼泪。我因为你的固执而哭泣，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失败。这些年来，你把孩子放在第一位，拒绝考虑自己的需要。你习惯了贫穷和节俭，独自生活在乡下。你害怕这座城市，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让步。我恨自己不能说服你，恨自己离家这么久，不断地搬家，离你越来越远，和你的见面越来越少，和你说的话越来越少。你一定很困惑，想知道你的儿子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他在做什么，他在想什么。自从你来北京，我们谈了很多，一直谈到深夜，但岁月在我们之间造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这让我很难过。

我什么时候开始离开你的？据我统计，从我作为寄宿生进入县初中开始，已经28年了。县城离我们的家有60多公里，每年冬夏我都沿着乡间小路长途旅行，路上覆盖着红土或泥土，周围是桉树和甘蔗。第一次离家旅行时，我并不想家，但是，尽管如此，当冬天来临时，我蜷缩在你给我的薄而破旧的被子下，被子太短了，不适合我正在成长的身体，我因为寒冷而无法入睡。我所能做的就是哭泣。在我上中学的三年里，每月只有五元钱可以支付我的费用，我已经习惯了贫穷。我变得又瘦又黄，一个杂草丛生的年轻人。夏天，我回家帮忙做农活。我曾经在田里花了很长时间插秧，结果中暑了。到了傍晚收拾行李的时候，我看不清我要去哪里，你让我挂在你夹克衫的边上，这样你就可以带我回家了。还有一次，我从田地骑自行车回家，车上装满了两袋刚收割的大米，被一些村里的流氓跳了起来。所有这些让我下定决心要通过努力学习来改变我的生活。

我在那三年的中学里表现很好，被城里最好的高中录取了。他们甚至放弃了入学考试。那是1985年。像许多来自赤贫家庭的孩子一样，我常常爬上宿舍的屋顶，眺望着城市明亮的灯光，发誓说我将远远超过其他人，并将扭转我的家庭命运。路遥的小说我读了又读生活在中学的时候，看了无数次改编的电影。我下定决心不回到贫苦的农村生活，也就是(小说中的)高家林所经历的那种生活。但我很快就把这些野心抛在脑后，开始走自己的路。我的新北极星是一本名为“老木”的人编辑的《新浪潮诗集》。有一天在数学课上，我模仿北岛的《梦》写了我的第一首诗——就在那时，我的灵魂离开了家，妈妈，获得了你永远无法理解的生活。我的政治老师借给我这本书。这位老师还让我读了那本日记人民文学刘所拉、徐星、马建、孙甘露的故事;他让我听了曲晓松、谭盾、叶晓刚、郭文静的最新音乐磁带;他还向我介绍了杂志上关于“新浪潮艺术”的讨论艺术，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上的文章阅读（杜舒）。在学校里，我成立了一个“探索协会”，出版了一份印有我自己诗歌的报纸，并对所有这些新的文化现象进行了评论。

1987年，我第一次出访上海。那年暑假，我没有回家，而是向一位同学借了一些钱，第一次去深圳看我的一位诗人朋友孟朗（孟俊良，你看过他的照片，他是上海人，胡子浓密的那个）然后我在广州坐上火车向北走去，脑子里满是像穆时英、刘那欧和施蛰存这样的民国时期作家的作品，我想象着我梦想中的上海会是什么样子。一到上海，我就顺便去看了诗人莫莫（朱伟国）。他的弟弟尚峰（朱伟峰）他也是一位诗人。他和我年龄相仿，我们经常通信。朱伟峰带我到外滩。当我看到广袤的黄浦江，听到海关大楼的钟声时，我站在原地，被城市的历史所淹没，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突然感觉到了智慧h我崇拜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在一生的战斗中奋力拼搏。在那一刻，我发誓：无论我遇到多少障碍，我都会像他们一样。

就在那次旅行中，我遇到了一个刚刚参加高考的上海女孩(高考）.这意味着她比我早一年。她也写诗。虽然我从未告诉她我对她的感觉，但在我心目中，她和这座城市已经融为一体。我喜欢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它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从早期开始就弥漫着左翼文艺的氛围。那时，我所有的诗人朋友都住在郊区，虽然这些地区现在已经被城市所吞没。有一天，我去祭奠革命烈士邹荣的墓，晚上去鲍刚家谈诗，喝了米酒，第一次醉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对这个上海女孩的感情又爆发了两次，直到最后毫无回报地消失。在这十年里，我从深圳大学毕业并找到了一份工作; got married and got divorced; my younger sister, meanwhile finished middle school and found work in a factory, before marrying and having a child; my next younger brother finished high school and joined the ranks of factory workers too; my second younger brother graduated from the same university as me, and was the first of us to move to Beijing; while the third, the youngest, overcame teenage depression to test into Shenzhen University with flying colours. As we grew up into adults, you got older. While your face became thin and gaunt, I began to put on weight. It seemed like a sign of the ever widening gulf between us. Even though the love was still there, it was harder and harder for you to understand me.

我在大学的四年里很少去听课。没有我喜欢的老师。唯一的例外是刘晓峰，我读过他的作品，但他在我到大学的同一年去巴塞尔学习神学。相反，我把时间花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交换信件上，或者与深圳的艺术家聊天上。我爱上了崔健的音乐，他的音乐反过来又把我引向了其他音乐家。我写的诗比高中时还多，但大部分都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出版，只能在全国各地朋友制作的油印小册子中出版。我被大学录取后，体检不及格——他们发现了肺结核，所以我不得不推迟一年。在我在家休养的几个月里，我又一次被我从小开始的对农村生活的绝望所困扰。我们买不起电视，也没有收音机。我们甚至在村里都找不到报纸，所以我没有听到太多关于1989年北京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我只是在学年开始前的夏天参加学期前的课程时才意识到这一点。校园里几乎没有学生，但他们在图书馆门口立起了一座巨大的纪念碑，晚上，远处示威者的喊声飘向我们的宿舍。历史已经醒了过来，打了个哈欠，但当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时，它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你可能会说我很幸运。否则，我不知道我现在会在哪里。

我通过小道消息得知，深圳的一些学生干部出国了，学校校长罗正祺也因为支持学生而失业了。他在高中的时候亲自面试过我，给了我一个无条件的名额，所以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他的损失。在以后的三年里，我们在极度压抑的气氛中劳动。写诗是唯一的逃避办法。然后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启动了改革开放，气氛放松了。深圳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建筑工地，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经济腾飞。然而，商业化的发展和传播不仅对诗歌造成了严重打击，而且对诗人的士气也造成了严重打击。许多人变得极度沮丧。甚至是徐静雅(他曾为该杂志组织了“中国现代诗歌大展”)深圳青年1986年）躲在家里，一天比一天更加沮丧。诗歌不再占据我们文化中它曾经拥有的位置，它完全退却了。1991年，我创办了一本诗歌杂志，名为的声音1992年，与徐静雅等人一起，接管了《芒克》北京杂志的运营中国现代诗歌. 但在当时的中国，很难维持独立的文学活动。你可以说，我的精神在寻找出路。

大约在那时，台湾一家名为Rock Records的厂牌开始发行三位著名歌手窦唯、张初和何勇的音乐。你可以很容易地从任何街头小贩那里找到他们，我非常喜欢他们的音乐，特别是张初的歌词。我觉得他的歌词比我读过的很多诗都更有力量。多亏了唱片公司的发行渠道，音乐也可以接触到更多人，所以我决定参加竞选。深圳刚刚开了一家可能是中国第一家的酒吧，销售非常受欢迎的墨西哥啤酒，比如Sol和Corona(这两种啤酒在蛇口码头非法进入)，人们很快就放弃了香港式的夜总会，选择了这样的酒吧，在那里他们可以边喝啤酒边聊天。就这样，一种新的娱乐形式和社交空间诞生了。人们对音乐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我成立了一个名为“新弥撒”的组织，它是我们过去诗歌创作方式的延伸。我们仍然在谈论和写作中一样的事情，仍然渴望教育和激励“大众”，只是在一个新的空间。我开始制作节目，但我对与当地娱乐圈的老板竞争没有兴趣。相反，我们引进了北京的摇滚乐队和来自海外的另类音乐家。 At every performance, we had hand-printed zines to give out for free to the audience – you could call that a development of the old tradition of printing poetry chapbooks. We promoted independent and alternative music, covering as wide a range as we could. We wanted people who listened to our music to use their heads, and judge for themselves. Only then could they truly become the ‘new masses.’

到了大学的最后一年，那些和我很熟、有共同兴趣的同学开玩笑说，像我这样的人是找不到工作的。他们说我很可能会回家，在农场工作。没错，我对事业一无所知，他们说的话让我非常焦虑。因此，在匆匆完成我关于波德莱尔的论文后，我比其他人都先出去找工作。最近的热潮是平面设计，它刚刚到达深圳。我偶然在一个名为“平面设计在中国”的展览上看到了这本小册子，它把我介绍给了蓬勃发展的广告业。我决定以我的写作能力，我可以成为一名广告文案。多年来，我在校内外都沉迷于诗歌和文学，我承受着找到一份有报酬的工作的巨大压力。我知道你对我的期望，我的家人对我的期望。然而，事实证明，外面的世界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残酷无情。 I quickly found a job in an advertising agency, continuing to make music and pursue other activities after office hours.

当我收到第一份薪水时，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家人借给我钱来支付我四年的大学学费。至于食物和其他开支，我主要依靠姐姐和我女朋友的支持，姐姐在一家工厂挣了一点钱，而我的女朋友也曾经是你的儿媳。渐渐地，我还清了债务，但我总是缺乏赚钱的动力。我只是想追求自己的利益。我坦承这是我的自私。幸运的是，中国正在经历十年的巨大进步，从事我喜欢的文化活动不再意味着让自己过上贫困和被排斥的生活。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已经意识到在文化上花钱的重要性，同样，文化也开始获得经济价值。最后，我可以做我感兴趣的工作，并获得可观的收入。

你来北京真的是回报你的另一种方式，不仅给你更好的食物和衣服穿，还为我们腾出更多的时间，弥补我不在家不能和你在一起的那些年，让我们之间的感情再次增长。但是你已经习惯了贫穷，以至于买机票的钱似乎是一个天文数字，你很难理解北京的生活费用与夏柳相比。你的固执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我知道你无法忘记我离婚后独自一人住在北京，住在租来的公寓里。对你来说，一个没有房子或家庭的人在生活中无法相处，更不用说幸福了。我知道你认为我买不起房子或妻子，因为我在养活我的兄弟姐妹，而不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你来北京只会让我更加困难。但我现在只能靠自己，不是因为我穷，而是因为我的个人经历让我很谨慎。你和我父亲的不幸生活使我对婚姻产生了怀疑，尽管他们经常吵架，你还是被迫和他们在一起。这与我是否拥有自己的家无关。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北京房价已经暴涨，这是我鄙视的原因。随着中国城市的发展，房地产开发出现了繁荣。将土地出售给政府已成为政府的主要财富来源和成功基准。一旦一块土地进入市场，其上的所有东西都会被拆除，新的贫瘠土地就会成为热门地产。理论上，政府应该自己进行拆迁，但他们将其承包给商业拆迁公司，并向开发商收取拆迁费用。这推高了新建筑的价格，而新建筑的价格又反过来转嫁给了买家。拆迁公司想赚钱，所以他们尽可能少地支付费用，以免被拆迁家庭获得像样的补偿。当他们反抗时，拆迁公司就会报警，或者诉诸暴力。你一定听说过近年来被驱逐的人为了抗议而自焚或被杀害的案例。然后，新房子在被抢夺的土地上拔地而起；当我们购买它们时，我们与这些不公正现象相勾结。

在写过诗、做过音乐、做过平面设计之后，我还开始组织电影放映;最后，我甚至制作了自己的纪录片，并参加了一些艺术展览。2005年，我制作了一部纪录片《美世街》，在这部纪录片中，我拍摄了北京大栅栏区的一条街道的拆迁过程，讲述了三个受影响家庭的故事。这让我对这些拆除是如何发生、如何开始和如何结束有了深入的了解。妈妈，如果你能理解我上面所说的，我相信你不会继续给我买房的压力了。你曾经告诉我，你现在能读一点书的唯一原因，就是你在结婚前在村子里参加过毛泽东学习小组，这也让你明白了贫穷意味着什么。由于你的出身，你比大多数人更清楚阶级意味着什么，你对社会中最弱势的成员有一种天生的同情。这些被驱逐的家庭是当今中国最弱势的群体。所以我觉得我对他们的关心是你教会我的。

当我在深圳读大学时，有一天我去了我姐姐的工厂，她向我倾诉了她的心声，说她发现无休止的流水线工作是多么辛苦，她是多么想家。我为她写了一首诗，也为无数被迫辍学在城市谋生的年轻女性写了一首诗。我姐姐牺牲了她的青春，使我能够上大学，成为一名“有教养的人”。每当我想起我欠她多少，我的眼里就充满了泪水。我拍了另一部电影《三元里》，讲述了大量农村人口，大多来自内陆贫困省份，他们在广州的棚户区和工厂谋生。因为我自己曾经住在深圳的一个棚户区，所以我可以认同他们。每次我透过镜头看着他们做的艰苦工作，他们租的狭小房间和他们吃的廉价的肮脏食物，他们脸上始终洋溢着满意的微笑，这让我想起我来自夏柳，我也是在一个肮脏的贫穷地方出生和长大的。这就是我的生活开始的地方。就像我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在城市里拼命工作谋生，而让他们继续生活下去的是对他们住得很远的家和家庭的思念。他们是中国最卑微的人，被我们其他人遗忘了；他们对我们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但他们却无法享受。我之所以把他们放在镜头前，是因为我能从他们身上看到我的过去，也能看到他们的悲伤。

有时，当我展示我的电影，并解释背后的思想，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左派。但我和你一样，同情弱势群体，想为不公正作证。这和你在毛泽东学习小组里学的不一样吗?我怀疑你是否会理解我曾经对你说过的关于毛泽东的令人震惊的事情，但正是因为我读过一些书，也知道一些历史，所以我对毛泽东的看法和你的有冲突。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我想用简单的话来说:自古以来就有人相信社会公正，而不是毛发明的。一个人可以在左边，但不是毛主义者。今天有很多人对周围的世界感到困惑，而不仅仅是你。我目前正在策划一些艺术和设计展览，我也是一个新的文学杂志的主编，我也有一些自己的创意项目正在进行中。所有这些项目让我面对面地面对棘手的社会问题，我无法避免地要解决这些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形成和表达我的观点，需要我所有的智慧和力量。 By reducing the chaos in the world around us, I hope we can create a bit more clarity.

你和我们在北京待了快四个月了，不管我们怎么努力，你都没有踏出家门一步。你批评我在一个管家身上浪费了一大笔钱，想让我把她赶走，好让你代替她干活。你不喜欢冷冻食品，因为你说它不如农家食品新鲜。你不喜欢和我们一起去餐馆，因为你认为这是一种奢侈。你不喜欢坐出租车，因为你说在交通灯前起停让你晕车。你不喜欢看电视，因为没有一个节目是粤语的。现在你脑子里就有想回家的念头。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你留下。我对城市生活也有疑虑。北京的空气污染指数持续上升，城市太大，公共交通系统令人生畏。 Setting aside job opportunities and the cultural life, a big city like Beijing is really not a good place to live. I have been mulling over moving to a village for the last few years, partly because I have developed an interest in farming, farmers and villages, but also because I want to find a way of living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city. This is not a retreat from the world, but way of embracing a new reality.

现在我在泰国，观察艺术家如何在农村工作。我已经去过中国的很多村庄:安徽、云南、江苏、河北和河南。我去过台湾，在那里我拜访了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的朋友。大多数中国村庄都像夏柳一样，人口稀少，经济上无法生存。有些人把他们的土地给了城市，有些人把他们的工人给了城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人能维持他们的生活和人民的生计。现在搬到农村似乎是一种巨大的倒退，选择了一种大多数人都迫不及待想要抛弃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我还是越来越喜欢这个想法。我还没有决定我将选择哪个村庄，无论如何，我手头的工作将需要一段时间来完成。也许有一天，我会回到我在夏流的起点，让你我有机会回到我小时候的样子。我们之间不再有距离，也不再争吵。 And it will be wonderful, Mum, to be able to keep you company in your final years.

这篇文章最早是在年用中文发表的丹杜(单读)杂志，并与该杂志合作出版LARB中国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