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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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于年首次以中文发表单行道杂志(单读),并与LARB合作,在此以英文展示中国频道.

我在北高汽车站下车,穿过机场高速公路下的隧道。拖拉机和三轮车在低矮的天花板下从我身边疾驰而过——与桥上的世界完全不同。

我穿过一个布满垃圾的区域,沿着干燥和烧焦的草地边缘继续前行。我能看见守护疗养院大门的一对石狮。里面有一个售货亭,提醒游客买东西。

店员的表情与半空的货架上堆积了一层令人印象深刻的灰尘相呼应。三到四种产品都有。我买了一些罐头食品和香蕉,这些东西可以让我询问房间号。

走廊里飘着一股类似于售货亭的气味,只是这里的味道更浓。沉重的门帘遮住了每个房间。将其中一张画在一边,可以看到几位老人躺在床上,每个人的床头都有一个床头柜。一台屏幕为黑色的电视机放在墙上的一个支架上。墙上还贴了一个夏天用的电风扇。一切——人和物体——都是绝对静止的。由于我的入侵,空气很快恢复了停滞状态。

走廊和商店里的气味显然是房间里一直散发出来的气味。显然,打瞌睡的老人不太需要空气。

其中一张床,周培通醒了。他就在门对面的床上,脚对着我。他的眼睛刚刚睁开,身体的其余部分被被子遮住了。在静止的空气中,床单的下半部分在颤抖。我后来了解到,这是腿部神经损伤的结果。

我解释说,我是应某人的要求来见他的。他记得那个女同学,他用虚弱的声音回答道。我知道说话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即使是简短的回答,他也会咬紧牙关。

送我来的是倪京雄。她是林昭在苏南新闻学院的同学,也是周佩彤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学。她最后一次来北京是学校的90周年纪念日,她在这里去看林昭的雕像。她本来也希望见到周佩彤,但听说周佩彤有一个儿子勒迪搬进了市郊的一家养老院。

八十岁的倪京雄告诉我,在三里屯附近的一家酒店的电梯里,周女士的眼睛里闪烁着金属内壁的反光。

她记得那年课堂上的那篇文章。周培通用了一个不寻常的词来形容海上的日出。这句话和巴金说的完全不同,但仍然是她永远不会想到的。

当我向周培通提到这一点时,他的反应有些僵硬和严厉:“我是一个没什么天赋、没什么学问的人。”这就是他所要说的——关于他自己,这提醒了他以前的一些存在方式,同时他的僵硬的语调彻底否定了过去。

离开学校后不久,周培通就因为一个他向学校提交的讽刺故事而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人民文学这标志着他文学梦想的终结。他的职业生涯中的一道闪光似乎注定要留在课堂上的那一刻,深情地保存在一位同学的脑海中,但甚至从他自己的记忆中消失了,这一非凡的隐喻现在是作曲家无法挽回的。

在被宣布为右派后,周被文化部降职并派往青海工作,与他在中南海学生舞会上遇到的妻子离婚,然后被放逐到祁连山一侧的八宝劳改和再教育农场。他的“右派”同伴和他负责驾驶装满桶装水的手推车从冰川下到农场。有一次,在下坡时,一个大桶翻倒并压碎了周的左腿。他失去了知觉。当他苏醒过来时,他马上又回去工作了,但从那以后他的腿就没用了。

就是这条受伤的腿在床单下面颤抖。神经损伤会造成一种一刻也停不下来的慢性瘙痒。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的双手都藏在被子里,身体被固定在床垫上。一根黄色的管子从被角下伸出,连接床下的尿引流袋。

我把罐头食品和香蕉放在床头柜上。他一点也不感兴趣。在入口处为我办理入住手续的护士说他喜欢喝酸奶,他的继女给他拿来了,床头柜上还残留着一些。周培彤说,她每两周才带一次。

我感觉到他把自己和他的继女、我以及病床以外的世界隔绝了,只让我们有一条缝隙窥视他。

他对面的单人床上的人睡得很熟。他们的脸耷拉在床沿上,发出刺耳的隆起声,过了一会儿就消失了。他翻了个身,刺耳声又响了起来。我的到来一点也没有打扰他。当我第一次进房间时,一位老年居民的头和身体都塞在被子下面,而另一位老人则躺在床上急诊室把他们的眼睛紧闭着放在胸前,一股被弄脏的被褥的模糊气味萦绕着。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那本书,”倪景雄说。

队长从卡斯提尔这本书有问题吗?周培通在被派往天津锅炉房工作时翻译了这篇文章。我在网上查了这个故事:对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反抗交织着一对恋人的悲剧。好莱坞电影改编于20世纪40年代,一度非常受欢迎。

我的第二次访问恰逢他的继女和她的家人来访。两个大人和一个小女孩。继女说这是个好时机,“我们正要离开,你和他聊聊。”“爷爷,我们走了,”年轻女孩喊道。他们离开时,周培通在床上看着。他憔悴的脸甚至没有抽搐。

我带着家人走到走廊,和他的继女聊了一会儿。她告诉我,翻译稿是和一位正在寻找出版商的日本朋友在一起的。上次我见到她时,倪景雄建议我们找几个同学凑一万元,给老人打印出来,放在床上“这位老人已经‘干瘪了’,让他继续写下去的是这本书。”他们中的少数人自己能负担得起成本,但觉得直接把它印出来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最好还是用他们的力量把它出版。

回到房间里,除了床头柜上的一盒酸奶外,与我第一次来没有明显的区别。护士说马上给他一个吃的,其余的放在他的抽屉里。当周培通看到我进来时,他睁大了眼睛。

“你感觉怎么样?”我问。

“不太好。”

“怎么不舒服?”

“我的太阳正在落山。在这里的头六个月,我仍然可以起床走动。现在,情况越来越糟。我所能做的就是躺在床上。”

我掀开他床单的一角。正如他继女描述的那样,他的腿“萎缩”了,就像它不再是皮肉做成的,显然是没有感觉的。它像以前一样颤抖着,好像被别的什么不相干的东西操纵着。

我拿出那本书,告诉他倪景雄的想法。这次他突然睁开眼睛,眼睛里突然闪过一道光。嗯哼,他的整个生命的开关好像被打开了,他听着我说的每一句话。在这一刻,他从床上被解放出来了。我注意到,他那超长的白色眉毛使他现在容光焕发的凝视更加强烈。多年前的周培彤又在我眼前复活了:倪老师在课堂上认识的天才化身;这位作家不畏批评高层的重生。他现在的讲话也很流畅——有些东西即使经过这么多年的侵蚀,也永远不会完全消失。

当这盏灯渐渐熄灭时,他谈到了自己在天津锅炉房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当他年轻的时候,他读英语原著并喜欢它。在大饥荒(1959-61)期间,他从青海的农场回到天津,在那里,他和一个名叫窦的朋友一起工作和生活,他做翻译。窦是一个在基督教会长大的孤儿,这也是他被贴上右翼分子标签的原因,他经常一边喂锅炉一边祈祷。

后来,他的名字被澄清后,周回到北京,并在那里与一位老同学结婚。这时,这对夫妇已经年事已高,因此从未有过孩子。妻子和同学去世后,他再次回到天津与老朋友一起生活。他这样做了,直到他的腿恶化,他被送往疗养院。到那时,他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成这项工作,书的最后一部分仍然没有翻译。

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建立家庭的想法,一直怀疑这是继女从他的养老金中分得一部分的策略。在他看来,住在市郊的养老院一点费用也不高,但这位护工说,情况并非如此:他的房间可能朝北,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中央暖气,但床位和护理费并不便宜。

如果是他的选择,他宁愿回到天津和他的朋友窦一起生活。“他愿意做出牺牲,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们会为彼此做出牺牲。”但除了这张床,他别无选择。


早春的阳光在地板上稀疏的条板上投射出养老院铁门的阴影。老人们排成一行,在朝南的屋檐下晒太阳,每个人都穿着深蓝色和黑色的衣服,戴着一顶帽子。他们的头深深地垂在衣领里,很容易被错过,误认为是老贝丁我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年里,周培通很可能和他们坐在一起。

同样的气味仍然弥漫在走廊里。泉水被墙堵住了,够不着这里。我走进我记得的房间。就在门对面的床上躺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怀疑我记错了。但其他几张床上的人和以前一样,都在熟睡中。我问了他们关于周的事,但没有人回答,好像他们和这个世界的联系早就断绝了。

我在走廊里找到一个护士,她想了想,回答说:“周先生死了。他的尸体已经被收走了。事情发生在今年年初。”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带着我带来的几瓶Bliss酸奶,走出家门,我打电话给他的继女确认这个消息。然后我打电话告诉倪景雄。她挣扎着去相信。沉默片刻后,她说周培通比她小一岁。

一块块的草坪因春天的生长而变得绿油油的,但下面枯黄的部分仍然清晰可见,而边缘则布满了烧伤的痕迹。这片草地的边缘从来没有摆脱过它的凄凉。

我要了窦先生在天津的电话号码,过了一段时间就拨了。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一个嘶哑、近乎失败的声音,说他们听力不好,听不清我在说什么。他让我在他侄子准备来照顾他的时候给他回电话。我说周培通的名字,他回答说,“我知道,他死了。我们曾经很好。”

队长从卡斯提尔仍未公开。

LARB + Dandu

这篇文章最早是在年用中文发表的单行道杂志(单读)杂志,并与该杂志合作出版LARB中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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